2020年，大连圣亚为了避免退市，曾将出售企鹅的收入计入主营业务，这一操作一度引发争议。

　　卖动物，低买高卖，早就是不少海洋公园隐性营收来源之一，只不过在财务系统里，它藏在“其他收入”下面。

　　2019年，深圳小梅沙海洋世界的雌性白鲸“苏菲”被转移到湖北荆州小梅沙海洋馆4年后死亡，比白鲸通常预计寿命短了10-30年，瞬间引爆舆论对海洋公园福利的关注与反思。

　　如果说建设贵、动物贵还能靠初期投入硬扛，真正致命的是海洋公园们脆弱的商业模型。

　　不像上海迪士尼那样有高粘性的二销、文创、餐饮，海洋公园的游客往往是看完就走，很难留得住人，更别说留住钱包。

　　对此，一位业内朋友曾和我调侃：“国内海洋公园像极了只卖票，不卖爆米花的电影院。”

　　当然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海洋公园的城市属性，它们高度依赖本地客源，是本地孩子的周末去处，但若城市人口基数小、客流频次低，那点门票收入压根喂不饱鲸鱼、海豚。

　　正如荆州小梅沙海洋馆背后是特发地产的幸福里项目，海南富力海洋世界背后是富力湾。

　　前者的物业费一年收不上3万元，后者的住宅项目刚建完就遇上海南限购，当房地产不再输血，海洋公园自然就露出了亏损的原形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这些项目的问题不只是运营，当初的投资模型就出了大问题，遇上房地产经济收敛，入不敷出的海洋公园成了尾大不掉的包袱。

　　因为它们既不像主题乐园那样有成熟的IP体系，也不像商场乐园那样能轻装上阵，它半商业、半科普、半地产、半旅游，结果每一块都不够专业，每一步都很沉重。

　　2025年，很多国内海洋公园撑不下去，背后正是这个模式在城市更新、客流变化、融资退潮的大环境下不适配了。

　　今年8月，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公园——美国奥兰多海洋世界母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数据，游客多了，但公司整体仍旧亏损。

　　比如，主展区是一个模拟黑潮洋流的巨型水槽，游客站在斜角视野中，仿佛置身于水下，成为游客的必留影打卡地。

　　再比如，它们还有一个Uzushio漩涡，以日本鸣门大潮为灵感，将真实海流的动态体验搬进展区，孩子玩得非常高兴。

　　从濑户内海的当地鱼种，到长滨镇的流域标本，再到陪孩子做珍珠项链，这个水族馆不仅展示生物，更展现生活本地化的想象力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国很多海洋公园都太大，却也太陌生，动物从国外引进，表演按模板走流程，游客看完就走，留下不任何人与内容之间的真实连接。

　　而日本的经验是，哪怕场馆不大、预算不多，只要设计能触及情绪，内容能承接在地，就有复购和裂变的空间。

　　也正因如此，日本各地的水族馆大多不依赖政府补贴，也不靠烧钱堆规模，却能实现稳定的自负盈亏。

　　它们一方面在展示海洋，另一方面也在邀请市民参与海洋，绝不简单复制长隆、SeaWorld那样的大体量消费乐园，努力做出地方感、邻里感、成长感。

　　而当一座海洋公园变得有温度，有互动，有真实参与，财务模型也就开始变得健康。

　　回头看国内的变局，2025年，中国海洋公园行业也终于迎来了一点系统性修复的希望。

　　同程控股大连圣亚，开始用流量反哺内容，祥源控股海昌，则试图用城市场景补足运营生态。

　　它们代表了两种方向，一个从线上打通运营闭环，一个从线下搭建内容拼图，都不是简单地救场，而是试图把一个自生自灭的孤岛项目接入完整文旅产业链条。

　　等死或者被卖，是国内海洋公园无可回避的当下，但能不能被重新定义，才决定它未来的生路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